抗日战争期间的革命圣地延安，尽管外部有国民党搞摩擦，实行经济封锁，导致生活非常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凡经采用发表，不论铅印还是油印的，不论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第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酬”的种类是多样化的，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现金稿费”是很微薄的，如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微薄的稿费。而在边区以外的刊物发表，稿酬则较为优厚。中央领导人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著述颇丰，尽管许多作品作为党内文件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但还是有一些文章在国统区和延安的报刊发表，有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但他从来不把稿费作为私产私用，始终保持两袖清风，对自己生活近乎刻薄，吃穿用十分节俭，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那么，他的稿费收入都作何用场？这些稿费或赞助文化教育事业、或作为“稿费”再奖励他人、或赈济灾民、或资助工作人员……他的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钱财观。

这里仅以1939年前后毛泽东捐助稿费为例。

赞助文化事业。1938年7月4日，边区民众剧团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正式成立。民众剧团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周恩来、博古各赠100元，贺龙捐赠20元和一批战利品，陈云赠送一部小型电影机，柯仲平拿出自己的全部稿费作为活动基金。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和物，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他们创作的《血泪仇》《穷人根》等戏参加了边区文教大会，全团荣获特等模范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1939年11月，毛泽东又为留守兵团宣传部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

作为征文稿费奖励。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得到边区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资助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3月，为筹建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捐助100元；1939年9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41年8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鼓励他们发毛泽东的稿费展边区教育事业。

赈济灾民。1939年9月，陕北缓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赤地千里，尽管此地为国民党辖区，但人民饱受灾害之苦，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捐款1万元，还倡议边区干部捐献物资，赈济灾民。

资助部属好友和乡亲们。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部属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风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毛泽东还用自己的稿费资助乡亲们。1939年在杨家岭居住期间，邻居因无钱娶媳妇，毛泽东资助他定亲并结了婚。毛泽东的稿费还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1945年他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设宴”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老人集体祝寿，并给每人赠送了一条毛巾。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影响带动下，延安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稿酬收入较多者，也都为公益事业主动捐款。至于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