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德珩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轨迹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九三学社衡阳市委    蒋  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面向全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不过，中国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从五四运动之后便开始了，许德珩就是其中一位。他从一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成长为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主教授，再到参与创建九三学社，最后到建国后参加国家的管理，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具有考验性的艰难历程，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和艰辛。今天当我们再次透视九三老前辈许德珩先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这几段人生经历时，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而且还有更多有益的启示。

    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如获瑰宝

　  许德珩在北大读书时，通过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爱国青年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的密切关系，和大量阅读李大钊的文章，对马克思有了一点初步的接触和感性地认识。1920年，许德珩怀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赴法勤工俭学。这时他已对马克思、恩格斯充满了崇敬和爱戴，但他自己认为这仅仅是表层的、感性的，还没有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和精髓里，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生命力，所以在暑期里特意前往位于英国伦敦的马克思墓，伫立良久，以表示他对这位世界革命导师的崇敬心情。之后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论著作，他开始努力学习法语，以便更好地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

1922年，他补学完法语后来到了巴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社会学。这个系的布格雷教授除了讲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外，还讲述马克思的理论，介绍恩格斯的学说，尤其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及考茨基的学说、布格丹诺夫和列宁的各家学说，使许德珩从中获得了很多益处，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正感兴趣。“因而从这方面坚定了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此学习了许多这方面的名著”正是受布格雷的影响，他找到了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奋斗方向，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与他们的著作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通过这一时期的大量阅读，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更为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无论什么主义都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而增强了我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他觉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比其他任何学说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比其他任何学说更具有科学性，使他认识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对于一个社会及其制度的深刻影响。于是他决心向马克思主义靠近。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

    由于在法期间，许德珩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为他以后在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了充分的准备。1927年初，许德珩回国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讲授《社会主义史》，向黄埔学生讲授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德国革命，而这三段历史是无产阶级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三次革命，从此开始了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大革命时期，许德珩在极其危险和动摇不定的环境下，一边教书，一边翻译布哈林的《社会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并在武汉《中央日报》的副刊上连载发表。在课堂上，他力图用简便通俗的语言来表述每一个深奥、晦涩、难以理解的内容，向求知的、爱国的青年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唯物论辩证法，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学生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让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一定能胜利。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他还凭借自己娴熟的法语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之贫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和《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拉法格的《家族进化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几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当时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作。尤其是《唯物史观社会学》十分畅销，这也使得许德珩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并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不得不数次搬家以躲避迫害。

抗战爆发后，许德珩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译注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此时他不再去翻译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现实，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1939年初他出版了《中日关系及其现状》。在书中，他详细地陈述了各个阶段的中日关系，并指出以前各个阶段中国的惨败是缘于不团结，他指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在于“朝野上下的不和协”，他对抗日战争的分析日本最怕的是中国内部的统一，尤其是革命势力的统一，因此他指出“全民族的统一，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代。全国一切抗日党派，社会上各方面有力的分子，全国数百万武装部队，都在政府领导之下，一致抗战，没有人能够挑拨离间，分裂中华民族的团结。”因此他说“中国抗战是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中日关系一定是日本军阀的灭亡。”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抗战前景，指出抗战必胜，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希望，增强了抗战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

    三、践行马克思主义：亲力亲为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彻底胜利的重要时刻，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同盟者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曾与中共并肩战斗，抵制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动政策的许德珩，作出热烈回应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民主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并先后出现过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实践和组织形式，这些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而之前他亲历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制过程，无论是辛亥革命也好，还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也好，都没有能够实现包括议会制、多党制在内，以权力制衡为原则，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让许德珩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悟，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坚信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只有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肩负并完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与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民主党派才真正能够参与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全过程。

    在这之后，许德珩又受邀直接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过程，并担任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该小组负责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许德珩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在周恩来亲自动手草拟初稿的基础上，通过多次会议，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最终，草案在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被基本通过，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1949年6 月 19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标志着九三学社与其他民主党派正式参加新政协，各民主党派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政协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确立的标志。1949年10月1日，许德珩、梁希等九三学社成员与中共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标志着中国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到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实现的伟大跨越。

    总之，今天我们在追寻与缅怀九三前辈许德珩先生留下的历史踪迹，不难看出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无论是民主党派老前辈，还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程度不同的共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内心巨大的震撼，也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