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定位的几点思考

九三学社湘潭市委

发布时间：2011-08-26

一、话题缘起

1859年，英国作家狄更斯《双城记》出版，小说开头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该语境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空间非常吻合。

中国人有钱了。但中国人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浮躁，心理总是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尤其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一部分人。既困惑于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和职业的被挫败感，又不时地感受着“幸福指数”与“古典情怀”资源接近“祛魅”底线。

年度伊始，我重温了中外知识分子系列经典文本，包括《士与中国文化》、《学术与政治之间》、《知识分子论》。阅读不仅拓展了思考力，对知识分子的内涵有了新的系统性理解，更重要的是由此强化起已渐行渐远的知识分子责任与担当意识，固化了自身的群体身份认同，进而重构职业使命的自觉意识与履行责任的人文基础。借本次九三市委会议的平台，拟就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自我定位问题，与各位九三同仁交流我个人的几点感悟，敬祈指教！

二、知识分子身份辨析

（一）高贵的血统

有文化者和知识者,有可能但不一定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词分量极其沉重，对这一人群的判定也极其苛刻，这与其特殊的身份有关。

国人很少深究知识分子的真正内涵,解释自然就五花八门：不识字的说识字的是知识分子;没读过书的说读过书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少的人说知识多的人是知识分子;劳动人事部门说大专院校毕业生是知识分子……就连许多自我认同为"知识分子"的人,也说不清什么是知识分子。

其实，学理意义上知识分子定义，源自一个荡气回肠的老故事：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4年后，情报部发现了真正的罪犯，但最高法庭不愿为德雷福斯纠错平反，还以其愚蠢傲慢之姿态大肆掩盖真相。由此激怒了作家左拉，他公开给总统上书，并纠结莫奈、克列孟梭等一帮文化人撰文申诉、呐喊，发表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点燃了民众的正义感和举国激情。随后，左拉被政府以“诬陷罪”起诉，流亡英国，一年后随着总统下台，左拉重返故里，德雷福斯也获得了自由。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给整个世界贡献了一个崭新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名词：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所囊括的内涵，都写入了《知识分子宣言》：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分子具有先锋的使命，应该逃离加之于它的法则，实践与制度而追求某种具有可能性的东西，即真正的批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在此前提下，亨利-列维有一个更加简洁的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解释：一是要有左拉那样的行动，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二是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以及明确的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萨义德《知识分子论》，讨论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发抒对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态度与作为知识分子的体认与见解，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他应特立独行，甘于寂寞，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勇于表达一己之见，充当弱势者的喉舌，保持批判意识，反对双重标准及偶像崇拜等。

（二）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门槛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对社会问题开口说话，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与社会良知，他不能也不配叫做知识分子。因此，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书呆子们不是知识分子。

无关学位或职称，如果只重复前人理论或拾人牙慧，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尽管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综上所述”全是别人的东西，并无创新和发展，甚至可能狗尾续貂！就算是学富五车，充其量只能谓之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

技术专家不等于知识分子。在知识专业分工的背景下，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部分蜕变为技术专家，而技术专家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知识分子。在拥有古典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首先是在与技术专家的区分中获得自明性：知识分子与应用技术为业的技术专家不同，他们以专门担当知识、思想的创造和传播为己职。技术专家因为不涉及思想，可以为权贵阶层所利用，而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常常被权贵者所排斥。因此，在非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总是带有个人和群体命运的悲剧性历史宿命，这一点也往往成为鉴别中国真假知识分子的标识。

（三）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的区别

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公共生活作出判断，面对公共事务发言，从而引导舆论进行独立批评，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必须承担起责任伦理的结果。代表人物如萨特、加缪、阿隆、哈维尔、萨义德。专业知识分子则指远离公众生活，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寻章摘句做研究的学者。典型如凌空蹈虚、满口术语的学院派教授，他们有着稳定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介入公众生活，生怕公众生活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地位或清高声誉。其目标在职称的晋升，而不在社会的进步和转型。

三、知识分子的本性和主要职能

（一）不断开拓人类的思想和精神的深度与广度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知识分子重要品质。民国初年，王国维因忧国而自沉，学生刘节延请陈寅恪先生撰写碑铭，碑铭中有“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等语。

(二)捍卫学术尊严、积累知识和智慧财富

知识分子秉持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不把学术当做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赋予学术以一种与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如黄侃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视学术研究为一项顶天立地的事业，捍卫其不容亵渎、不容诋毁的尊严。面壁十年，坚持学术操守，不慕浮名而务潜修，不慕虚荣而甘枯淡，承受寂寞，将知识体系一点点向终极真理推进。现代社会，学术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对于政治有其独立性，这是知识分子保持自己学术尊严的依据所在。即使当学术的意见应用到政治领域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人，只能对自己学术上的真理负责。

（三）服膺并传播真理

知识分子唯一的信仰是真理。他未必深刻，但他只需要说出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一句话，他得不知疲倦地说出常识。美国乔姆斯基说知识分子共同且重大的责任是：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

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足点首先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知识人，“站在学术的立场，总是以探求普遍而妥当的绝对真理为目标，并且各人对自己所认定的真理总是要负绝对的责任”。这个绝对的责任是在学术上而言，是对自己所信奉的真理的追求和服膺，“博学知服”，并且对真理负责，担负其相应的责任。这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卫“道”传统在现代的延续。

（四）坚守良知和公正、批判历史和社会

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在坚守良知和公正的前提下，乐于成为“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

（五）囚禁权力和邪恶

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自己的天职。“总统靠不住”是美国公民的常识，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其讲演词说：“人类千百万年的历史，最珍贵不是科技，不是大著作，而是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将权力关进笼子，而我站在笼子外面对你们讲话。”看穿了这一切就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管制权力的结果。而知识分子在管制权力的过程中，对权力的本质认识得最清楚，是囚禁权力的警长。

因此，作为知识分子，传播真理和智慧，创建思想和精神，批判历史和社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囚禁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良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造福社会。囚禁权力，虽然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但知识分子的本性和天职决定了他们是监督权力的领队人；他们还时刻向社会发布关于权力的活动信息，让民众警惕。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旦进入权力层，也成了监囚的对象。只有这样，才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不是知识分子！

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现状与多层原因

（一）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现状

1.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

尽管在中国某个时段，犬儒主义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委屈求全、接受现实。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

2.知识分子群体道德滑坡

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是人们行为失范和伦理功能失效的主要原因。在此环境下，部分知识分子以金钱、官位、舒适的生活为追求的目标以至于职业道德缺失。

苏珊·桑塔曾说过，“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她说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但或许更加符合中国的情况。

知识分子中，剽窃、抄袭、学历造假、夸大成果、骗取经费、评审走过场、学术界小圈子……种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滋生蔓延，个人主体意识、自觉意识、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重要性不断被降低、被漠视。

教育界是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的“重灾区”，因为校园原本是一个最不该腐败的净土，因为校园比任何一个机构更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前途——那里不仅集中了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还孕育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一些专家学者包打天下，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中横冲直撞；另一些人则不甘寂寞，不屑于做学问，成为电视明星、媒体人物，“公共知识分子”又变成了“作秀知识分子”，成为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比肩的时髦人物。

3.大学迷失了方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说：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更像是一个谋生之所和职业培训班，老师依托大学拿科研、项目、经费、奖励，养家糊口或发财，学生在此学习职场技能为就业做准备，教书育人退居其次，寻求真理退居其次的其次，大学精神衰落，共同体变得十分松散。

大学完全被功利主义牵着鼻子，迷失自己的方向。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复旦的讲演《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忧虑的说道：大半个世纪以前，好歹大学还是走在社会的前面；如今，大学正在一步一步沦为权贵和世俗的奴婢。中心任务不是培养人才或者做研究，而是挖空心思提升大学排名，迎接评估。由于独立精神的缺失，有些大学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绿色通道”。官员以权力谋学位，高校以学历谋资源，这在中国大学普遍存在。更不要说有些大学为一时之利，甚至不惜屈身沦为“追星一族”。《向中国大学说“不”》里有言：如今的大学正日益成为附庸，校长们对官员而不是对学生负责——他们自己也更像官员而不是教育家；教授们正在丢失风骨，他们更多的是唯唯诺诺而不是据理力争，整日为职称和经费奔忙，而不是致力于传承知识和人格。

4.知识分子放弃职守

当下，社会尚在一元和多元之间，产官学之间的界限有欠明晰，学界像官场，又像市场，学者则方寸紊乱，“渭水钓利，桐江钓名”，有机心、多俗虑；专家之意不在学，而在乎官商之间；富贵之乐，得之心而寓之学。成功的学者似乎应该“左手生意，右手学术”；更有学者沾沾自喜，声称他能够游刃有余地使用四套话语系统应对我们生存着的世界：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和江湖的。

殊不知学界的阵地一旦失守，就难以追求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认定，其结果，必然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俘虏、卑躬屈膝，再难以对这个世界表达独特见解，也难以拿出具有独创性的成果，学术应有的骄傲与尊严也将随之丧失殆尽。

 （二）寻找退化之原因

1.历史传承下来的软骨基因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大变局。科举只着眼于文字，与士人的行谊、名节无关，使得士大夫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对文化缺乏真正的责任感，使得以成就人之道德行为的文化精神，沉没浮荡而无所附丽。科举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工具。士大夫与政治的关系，变为“垂饵”与“入毂”的关系，这是渔猎者与动物的关系。因而，隋唐以来，特别是宋明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有不自觉的被动殉葬，很少能够作为一个群体自觉地挽救历史的命运。

2.政治权力的迫使

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放逐者与边缘人”，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本意，而是权力的迫使。我们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没有了知识分子生长的土壤，知识分子是不敢而并非不能讲话了。在有着官话、套话、空话的文化场域里，不经意间，我们就会走进话语权表达的逼仄空间里，于是，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我阉割来寻求一种可以通行的话语方式，甚至不管它能否承载得了文化的良心与社会的批判。极权主义把知识分子的活动纳入既定的范围内，扼杀了他们的本性，取而代之的，不过是政治化的傀儡。

3. 中国社会的巨变

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由伦理道德为主的权力社会过渡到以意识形态为主的阶级社会，再到现在的山寨市场经济社会。在每一次变革中，不论主动还是被动，权力都是主导力量，而知识分子则成为政治合法化的牺牲品。随着十九世纪“实业救国”的口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科技和商业在政治给与的范围内逐渐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反过来也加强了政治的合法性。至此，无论是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儒家观念，还是解放后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都在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和唯技术论的解构下被撕得粉碎；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取代了乌托邦的精英文化。金钱对中国的扫荡来势凶猛，它以神话般的力量直指国家，也直指知识分子；它在颠覆了权力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颠覆。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败北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二十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二十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二十年；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以至于到世纪交替时，有人发出了沉痛地诘问——今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五、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时代使命与前途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钱穆晚年曾说：“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此重要，如果他沉默了，权力便会腐败；如果他倒下了，“天下”便会坍塌一块、给社会留下一片精神的废墟；如果他堕落了、败坏了，那问题将更加严重——整个民族便会如见鬼了、着魔了似地失魂落魄……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如果没有了知识分子，中国将会怎样？！“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曾经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著名学者陈寅恪也作过类似地回答：“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值得庆幸的是，当下依旧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定力十足，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不帮忙，也不帮闲，在滚滚红尘中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中也包括了广大九三的成员、基层的普通知识人，甚至是在座的诸位当中的一部分。

中国当前社会的很多问题，如民主进程的推进，公民社会的建立，贪污腐败的解决，弱势群体的保障、社会心态的塑造……，有些是边缘的问题，有些是核心的问题。如果知识分子身处其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积极干预社会，勇担责任，给我们提供了强化时代使命感、再度凝聚群体力量的绝好时机。

以此为契机，面对现实问题，用自己的知识给出答案；面对社会的阴暗，用自己的德行点亮光明；面对弱者的呼喊，用自己的悲悯顾念苍生；面对强者的恶行，用自己的战斗坚决抵制。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以救祸乱；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迫使其改恶为善；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而绝不媚俗。

总之，应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发出声音，启迪民众，汇聚力量，哪怕一点点地推动社会朝向真、善、美进步。

此外，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前途也抱有乐观的预期。

因为，传统不绝、老兵不死。中国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不为名利所动，一心向学的思想者和学问家，甚至在“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顾准、陈寅恪这样如山屹立的人。

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扩充和壮大。王小波与何清涟之后，涌现出艾未未、朱大可、钱理群、连岳、陈丹青、冉云飞等。后起之秀如韩寒，再写几年他就是另一个鲁迅，他只是少些鲁迅身上的深沉和悲剧感。作为百万富翁，作为公众人物，作为自由青年，作为知识分子，离经叛道、少年得志的韩寒不只是80一代，更是中国的惊喜。天分、良心、对常识和仁义的信守以及彻底的独立精神，使他声名如日中天，成为时代的意见领袖。韩寒的时尚里面包裹着难能可贵的思想与品位——良心、真实、独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强大饥渴。真实、独立与信仰，却越来越笃定地成为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一种符号。网络时代，韩寒那个拥有数以亿计访问量的博客，就是当今中国一个极有影响的公共传播平台。他适时发表的对公共事件的看法，尖锐、深刻、人文，往往充溢着公共精神，直指体制要害。如果每个人都有他们那样的勇气和胆识，我们就必然会迎来一个崭新的美好的自由的中国。越是浮躁与喧哗，就越应懂得独立与饥渴的珍贵。在今天，依旧没有什么比讲真话的价值更大，韩寒正在形成一种独立文化场域，以真实批判与独立思考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

国内民主意识提升，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话语管制权的松动，显现出积极的态势。“三峡工程”反思，梁思成屈辱之后在当代光荣回归，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以及从四月下旬到5.26《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部”的名义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在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