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一）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

发布时间：2006-12-20

内容提要

当前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新农村建设模式不明确，建设重点不突出。因此，必须因地制宜，以新农村模式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进我省新农村建设。

根据对我省农村所处的地理区位及其经济发展的已有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我省农村具有明显的分区与分类特色，而这种区域之间的分类特色就是我们划分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依据。为此，可以将我省农村主要分为都市型、城郊型、平原湖区型、山地丘陵型、少数民族地区型、库区型、矿区型这七种类型。并根据这七种类型的不同特点，紧紧抓住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此外，为了建设好这七种模式，还要立足“三基”，做好新农村模式建设。即：突出模式特点，壮大基础产业；改善工作机制，做好基础工作；加强投入力度，改善基础设施。

当前，我省在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我国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正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为了深入研究解决我省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组织了全省十二个市委，成立专门的调研组，从6月中旬至10月中旬，深入到全省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从调查情况来看，近几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三个1号文件精神，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加速推进结构调整，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民生活稳步提高，以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从总体上看，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新农村建设模式不明确，建设重点不突出。因此，必须因地制宜，科学指导，坚持以新农村模式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进我省新农村建设。

一、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党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我省各地之间经济状况、自然资源以及文化习俗、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必然导致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有先有后，建设过程有快有慢，建设水平有高有低，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量力而行，不搞形式主义、不搞政绩工程，不搞一个模式、一个标准。

这种自然、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形式到内容、从发展途径到发展模式都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坚持多样性的基础上，一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模式反映了实践中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其他地区虽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但对于不同地区结合各自情况，显然具有示范、借鉴与启示意义。

从我们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我省各地区之间的农村好象只有“富裕村”与“经济不发达村”这二种类型的区别，而其他区域性特点的差异却并不显著。这种现实中不鲜明的区域差异，恰好说明了我省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缺乏明晰的模式指导，不能根据自身特色来更好地发展自己。

从我国其他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已取得成绩的一些情况来看，大都是结合自身特点而发展起来的。如历史名城贵州遵义以“四在农家”（富、学、乐、美）活动为载体；广东徐闻新农村建设的“徐闻模式”以“四通五改六进村”为载体，靠农民勤劳、自强、互助的精神，打开了新农村建设新局面；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革命老区江西赣州开展了以 “五新一好”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切实可行之路；江苏华西村以工业化、山东寿光的三元朱村以大棚蔬菜产业化等新农村建设的不同模式，使农民提早过上了小康生活。这些成功的范例，全部都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所取得的，它们既为我省新建设农村提供了参考，同时也表明只有结合各地资源的禀赋不一，才能真正寻找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式和路径。

因此，在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的不同，建立不同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结合自身情况，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二、我省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界定和分类

根据我省农村所处的地理区位及其经济发展的已有基础，我们发现，我省农村具有明显的分区与分类特色，而这种区域之间的分类特色则是我们新农村模式划分的主要依据。从分区来看，根据农村发展所依附的核心城市与经济增长极、主导产业及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或同构性等特征，我省农村可以大致分为长株潭经济区、环洞庭湖经济区、大湘西经济区和泛湘南经济区四大区。

如表1所示，从经济总量来看，长株潭经济区的12个县（市）的GDP不仅明显高于拥有31个县（市）的大湘西经济区的县域GDP，而且也高于拥有17个县（市）的环洞庭湖经济区的县域GDP；县均GDP与人均GDP规模长株潭经济区高居榜首,分别是大湘西经济区的3.13与2.11倍,是湘(中)南经济区的1.86与1.42倍,从绝对数来看也分别比环洞庭湖经济区多出18.9亿元与1870.83元。同样,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数看,环洞庭湖经济区与泛湘南经济区相差不大,但长株潭经济区几乎是大湘西经济区的2倍。

从产业结构来分析，长株潭经济区的县域产业结构已完成了第二次产业结构的转换，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接近40%，实现了由“二、一、三”向 “二、三、一”的提升。这说明，长株潭经济区的县域经济已步入工业经济发展的轨道；在除长株潭经济区以外的其他三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只在30%左右，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均在34%以上。环洞庭湖经济区与大湘西经济区的县域产业结构总体上依然停留在第一次产业结构的转换时期，县域产业均表现出“三、一、二”的结构。这说明，环洞庭湖经济区的县域经济作为我省的主要农区，尚未走出农业经济的范畴；大湘西经济区县域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高达38.4%，这正好说明该区发挥了其旅游资源丰富与地理区位优势的结果；而泛湘南经济区的县域产业结构接近于完成产业结构的第一次转换，正处在由“一、二、三”向“二、一、三”的结构转换之中，并表现出“三、二、一”的结构特色。 

这说明，2003年泛湘南经济区的县域充分利用其临近“珠三角”的区位优势及其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旅游资源优势，实施工业与旅游业“两业并举发展”的战略已经取得成效。从财政收入情况分析，长株潭经济区的县均财政收入分别是大湘西区、湘（中）南区与环洞庭湖经济区县均财政收入的4倍、2.37倍与2.06倍, 长株潭经济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是大湘西区、湘（中）南区与环洞庭湖经济区人均财政收入的2.29倍、1.69倍与1.81倍, 长株潭经济区的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大湘西区、湘（中）南区与环洞庭湖经济区县均地方财政收入的3.03倍、1.69倍与1.6倍。

从实际利用外资来看，受地理、交通与经济区位及其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泛湘南经济区县域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县均利用外资额均居榜首,分别达27327.55万美元和942.329万美元，远高于其他三区；长株潭经济区县域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同以前相比有所下降，但县均利用外资额依然较高；环洞庭湖经济区县域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县均利用外资额较以前均有较大的增长；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县均利用外资额最低的依然是大湘西经济区，分别只有4180万美元和139.333万美元，均只有泛湘南经济区的1/7。

从单一指标上看，除在2003年的县均利用外资额指标上泛湘南经济区超过长株潭经济区外，其余各项指标均落后于长株潭经济区。在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指标上，除长株潭经济区的指标较高外，其余三区指标都很接近。以上分析都是从单一指标的角度进行的,还不能反映四大经济区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情况。为了能说明其综合实力对比，我们将上述人均数和县均数所反映的情况进行雷达图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四大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平均实力的差异十分显著：最外面的实线多边形面积是长株潭经济区的平均县域经济发展实力，最里头的虚线多边形面积是大湘西经济区的平均县域经济发展实力，中间双线多边形面积和虚实结合线多边形面积分别代表环洞庭湖和泛湘南经济区的平均县域经济发展实力。从四个多边形面积来看，大湘西经济区的平均县域经济实力只有长株潭经济区的平均县域经济实力的1/7；环洞庭湖和泛湘南经济区的平均县域经济实力也分别只有长株潭经济区平均县域经济实力的1/2。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我省各县区所处的地理区位、地域特点、资源优势，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长株潭经济区（含长株潭地区农村）、环洞庭湖经济区（含常德、岳阳、益阳三市农村）、大湘西经济区（含邵阳6个县、怀化、自治州和张家界的农村）、泛湘南经济区（含衡阳、娄底、永州、郴州和除开6个县以外的邵阳的农村）的区域经济发展四大分区。因此，在建设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思路上，我们应该也完全有必要基于上述四大经济分区来进行。但是，仅仅依靠这种分区来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表1.   2005年我省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仍然较为粗糙，因此，还有必要进行细分。根据我们的研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受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很大，完全可以依此将我省农村分为以下类型：都市型、城郊型、平原型、湖区型、山地丘陵型、少数民族地区型、库区型、矿区型、林区型、国有农场型等，考虑到在我省平原和湖区、国有农场有较大的重叠，林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有较大的重叠等因素，我们在研究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时，主要选择都市型、城郊型、平原湖区型、山地丘陵型、少数民族地区型、库区型、矿区型七种类型。其分布状况及其基本特点如表2所示。

表2  我省农村的主要模式

表3  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七种建设模式

基于我省农村发展的四大分区和七大农村类型，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模式至少也可分为七种类型：即都市型、郊区型、平原湖区型、丘陵山区型、少数民族地区型、库区型和矿区型，其基本特点如表3所示。

三、我省不同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建设要点

1、都市农村——改造城中村发展工商业的建设模式

主要分布在14个市州的城区内及部分近郊区。主要发展工商企业，发展加工、商贸、物流、休闲产业。特别强调建设服务型新农村。所谓服务型新农村，也即城郊型新农村，就是按照“依托城市、服务城市、致富农民”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城中村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围绕休闲、生态、观光、旅游农业，以及名优农产品进行项目包装，积极开展各类相关招商活动，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普遍存在于靠近各大中小城市的农村，它们充分利用地处城郊结合部、交通四通八达等区位优势，建设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生产为城市配套的蔬菜、花卉、畜禽等副食品类农副产品。

2、城郊农村——工商企业较发达的城乡一体化式的城郊型模式

主要集中在我省14个市州及89个县城郊区。如长沙县、浏阳市、双峰、临澧、耒阳等县市。依托县城和中心集镇，借助城市辐射功能，充分运用紧邻城市、信息灵活、交通便利、通讯快捷等区位优势，千方百计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大力发展机械加工、建筑建材、精细化工、食品、轻纺、休闲度假、蔬菜、花卉等。在这些区域的农村将会发展成为一种工商业型农村，即以发展乡村工业为导向，推进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型转变,增强工业对农业的拉动力。农村工业化是壮大农村经济总量的关键,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器，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支撑点。以工业经济实力为基础，整合农村的土地、人力等资源，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平衡发展的过程。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表现为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大趋势。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工业反哺、城市支持为条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各类工程为抓手而展开的。区域经济地理优势、经济实力和财政支付能力优势，特别是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成熟时期，使这些地区开始出现逆城市化（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城郊和腹地农村转移）现象，这些条件使村落经济社会加快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分化很明显。

“农家乐”作为城郊农村经济的亮点，它的发展，对促进农村旅游、调整产业结构、建设区域经济、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长沙浏阳市把建设现代农庄与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依托烟叶、茶叶、花卉、花炮等产业，成立了股份制公司，使农田变股田，农民变股民。浙江衢州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努力打响“山水名城、神奇衢州”品牌，初步形成了生态与经济互动互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3、平原湖区农村——集聚与分散结合式的农场型或农庄式建设模式

主要集中在环洞庭湖经济区的农村。粮猪和经济作物是其主导产业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积极推进以骨干加工企业为龙头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即依托资源优势和龙头加工企业带动，按农业产业化要求，发展培育出来的农产品基地县，主要集中在环洞庭湖经济区的县域。如益阳市以“益鑫泰”、“油中王”和银城大米等几个比较大的企业为龙头，带动涵盖全市的苎麻产业化、油菜籽产业化和优质米产业化。

所谓农庄型新农村，就是充分利用农户庭院空间以及周围的鱼塘、树林、菜地等农家资源，增设耕地种菜、现场采摘、任意“点宰”、自选自做等服务项目，让游客吃农家饭、享农家乐，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娱乐旅游经济。投资少、收益好、见效快是农庄型新农村建设最为显著的特点。全国各地的农庄型新农村建设开发，基本上都是当地农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了现有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也有效带动了平原湖区型“农家乐”经济的迅猛发展。

4、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集聚式、文化保护型建设模式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及其他资源，积极发展以个体私营经济为支柱的民营经济，开发、带动交通运输、饮食业、商业等三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大湘西经济区和泛湘南经济区的农村。如南岳、永定区、武陵源区等。为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建设民族特色型的新农村，应按照“一个保留、两个坚持、三个不”的思路，即保留民族地区的历史文脉，注意传承建筑文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坚持不搞千篇一律；在村庄整治和建设中力求做到不推山、不填塘、不砍树，提升了民族地区农村建设的整体水平。

5、丘陵山区农村——分散式、庭园生态型新农村建设模式

所谓生态型新农村，就是发挥特有的生态优势，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以生态型农业为重点，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农村发展道路。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农村生态能源建设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成为关系到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保障人民生活质量长久可持续的提高。

6、库区农村——移民建村、集聚式建设模式

主要是移民建镇建村，根据所移入地的情况来选择新农村的建设模式。

7、矿区农村——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型建设模式

矿区农村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型农村，所谓资源型，就是在具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煤炭资源及水力、电力等资源的农村，要通过强化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建立资源集约型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