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湖南研究（三）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

发表日期：2005-08-30

三是弱势群体和就业人口十分庞大。贫困农民生活相当困难。根据省扶贫办对20个重点村的调查，人均消费水平在800-900元之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在620-660元之间，恩格尔系数达到0.7以上。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负担重，享受“两免一减”人数太少，卫生医疗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因学、因病致贫现象普遍。残疾人的生活极其困难。我省有各类残疾人313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5%，2004年领取低保的有136万人，平均每5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生活着残疾人，关联1200多万亲属。残疾人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承受能力脆弱，生产生活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失地农民和农民工问题显现。“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2年全国用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4736万亩，期间全国共有6630万农业人口失地。我省仅永顺县因灾丧失基本口粮田的农民达12000余人，因重点工程建设需要造成失地的农民3027人，这些失地农民大都无自救能力，需要政府长期救助。湖南是劳务输出大省，将面临回流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长此以往，将形成新的不稳定群体。就业压力持续加大。⑴、当前，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达到140万人，新增就业岗位只有50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任务也十分繁重。⑵、特殊困难群体就业问题凸显。全省有近20万国有企业大龄就业困难对象没有实现再就业，相当一部分独立工矿区、林区、边远地区、城镇零就业家庭等特殊困难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已构成群体性、行业性、区域性的社会难题。⑶、再就业政策落实存在死角。如再就业优惠政策存在区域壁垒，再就业优惠政策享受范围不包括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工作进展缓慢，由于利润低，经办银行积极性不高。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工作进展缓慢，再就业补助资金尚有10亿元的资金缺口，又没有来源。

表5  湖南省弱势群体和就业人口一览表（2003—2004年）

数据来源：调研组调研材料综合

——道德诚信出现失范现象，社会风气下降到超过人们容忍的程度

政府公信与社会诚信缺失。从政府的职能方面看，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建立责任政府、诚信政府、服务政府、有限政府，推动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目前相关进程并不如人意；社会诚信度日趋下降。市场经济秩序失范，社会失序、人们行为失当。导致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不正之风盛行于社会各个行业；社会公平和正义屡遭破坏，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社会风气日趋下降。人民对党风中的领导干部腐败、政风中的政府缺乏诚信、行风中乱收费乱收回扣、民风中的封建陋习复发等丑恶现象深恶痛绝。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少数人利益关系失衡造成的扭曲心态和错误的权力观。

表6  湖南城镇新就业人数及登记事业人员

数据来源：省统计局《湖南国民经济2005统计提要》

道德失范问题十分突出。非主流道德影响侵蚀社会健康肌体。人们思想趋向功利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抬头。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所接受。据共青团邵阳市委调查，55%的青年赞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喜欢西方的生活方式，青少年教育有失控危险。

信仰危机和信仰迷失共存。信仰危机表现在正统信仰的感召力、吸引力下降；传统道德、主流道德的说服力不强；出现归依宗教，盲目追随西方价值观和民主自由思想的现象；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处置不当造成的对抗思想等。信仰迷失是因为新的主流价值体系还没有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人们产生的信仰偏差甚至信仰混乱。表现为党员信仰宗教、封建迷信盛行、信仰反动邪教等

——社会发展出现失调现象，公用事业无法满足群众的需要

一是社会建设滞后。主要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就学、就业、就医、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低就业”的矛盾，公共卫生、农村卫生防疫体系缺钱少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投入缺口很大。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少，包括医院、学校、图书馆、体育场馆等，难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乡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饮水厕改清洁燃料等问题突出。二是社会事业改革效果不佳。城乡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弱势群体因病致贫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难以推广；教育体制改革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城乡教育、区域教育质量差距拉大。教育乱收费现象也比较突出。

表7  湖南省城乡社会发展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省统计局

——创造活力出现失散现象，发展的成长空间受到限制

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滞后，改革开放程度不够，发展的活力不够。我们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关制度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体制惯性和利益关系主体对市场规则和经济自由构成阻碍，发展环境不优,，经济自由度、外向度不够，经济发展活力无法充分释放。主要表现在对国有经济的过度保护，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和排挤，行政、法律、市场经济、企业发展等环境不优。要素市场不发达，以产权为核心的要素市场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相关作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缓慢，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其他中部省，湖南民营经济发展快，但增长慢，其他省有后来居上之势。因产权不明晰，导致资源开发和利用无序、低效率，以及生态压力加大，造成了当前资源性经济困局。

科技创新成就偏低，人才短缺。2003年科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6.5%，全省R&D投入26.2亿元，仅占GDP的0.57%。专业技术人员数196.1万人，产业技术人才缺失，制造业中专业技术人员仅占6.6%。高科技人才引进不够，尤其是战略人才包括院士、长江特聘学者、重点学科领头人等顶尖人才相对缺少。

——社会管理出现失控危险，群众社会安全感下降

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很大。因特殊利益群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2004年因部分企业军转干部、国有企业改制、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乡镇话务员、涉法涉诉等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1822起，同比上升34.17%。人民内部矛盾有可能激化。

社会治安方面，刑事犯罪持续高位运行，有组织化、高智能化、职业化、暴力化、低龄化方向明显，严打整治、治安管理与安全防范面临新的挑战。本世纪以来，全省每年立刑事案件都在20万起左右。其中杀人、抢劫、绑架等八类恶性案件，约占案件总数的12％；阻碍执行公务、聚众斗殴、毒品犯罪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多发；“两抢”案件和盗窃机动车等侵财案件继续高发；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峻；金融票证犯罪、涉税犯罪、侵犯知识产权、涉盐犯罪、假币犯罪、商贸领域经济犯罪等越来越多，2004年全省破获此类经济犯罪案件204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96名，涉案金额67.15亿元。

公共安全方面，在发达的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的影响下，在城市化加快人口聚集的过程中，自然灾害、恐怖活动、公共卫生安全、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性事件，形成了现实威胁和社会恐慌。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安全。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山洪暴发、洪涝灾害、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其危害会越来越大；“非典”、禽流感、流脑、艾滋病等疾病和瘟疫一旦爆发，其影响面程度将越来越广。安全生产形势丝毫不容乐观，特别是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屡有发生；近年来，湖南交通事故呈高发态势，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3600人左右，

——人与自然出现失和现象，人们的生存质量下降

资源利用率不高，浪费严重，节约意识不强，GDP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过高。一些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业的转移或引进，为发展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因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上下游权责不明，湘、资、沅、澧污染严重，水质整体下降；我省的生态屏障—大湘西因采矿、冶炼等遭到永久性破坏。水利无序开发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生态灾难发生；因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抗灾能力下降；农业面源污染扩散，农业生态脆弱；城市空气污染、饮用水质下降，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率极低，人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吃不上放心的食品，生存环境恶化，生活的舒适度下降。因治理环境污染，2003年财政投入同比增长231.95%，新增投入年均增速1996—2000年为7.65%，2000—2004年年均增长为9.73%。到2020年，我省GDP要达到1万亿元，按照现有的环境污染增长速度，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将达到现在投入的5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环境治理方面历史欠帐比较严重，经济社会发展越快，环境因素制约越明显。

表8  2004年湖南省环境质量指标情况综合表

数据来源：省统计局

回顾湖南20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有成绩也有失误，主要的教训是：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一次错失，就会陷入被动；公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必然败坏社会风气；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偏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的贫穷为代价；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将会垮掉，道德乃立国之本，教育的失误会导致道德的沦丧；唯GDP论只会助长物质主义泛滥，科学发展观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三）原因分析：

客观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期，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群体多层次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价值取向多极化。这个时期是矛盾多发期，一些隐藏的矛盾显性化，一些累积的矛盾集中爆发，一些简单的矛盾复杂化，一些经济矛盾政治化等，这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走向更加开放的过程中的问题。湖南受大气候的影响，因这些矛盾带来的问题值得认真关注，同时，更主要的主观原因：

——发展观念更新慢，对发展的规律性把握不够。我省是典型的内陆省份，小农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对发展影响十分强大。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思想上保守，经济发展表现为内向型、粗放型，自然经济成分在一些地区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体制惯性主要表现在行政体制改革推进阻力大，面对新的发展形式，习惯于用行政手段，不习惯或不会用市场手段。对发展规律认识上不很清楚，发展机遇把握不够。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农村改革创造的生产力能量已经释放，需要马上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时，我们步子迈得不快、工作力度不够；20世纪90年代初期，工业化、城镇化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热点，我省发展启动较慢，增长动力不够，逐渐落后于其他省市。

——发展机制相对落后，缺乏创新动力。一是发展的公共管理机制相对落后。民主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缺乏民主往往导致公权力滥用，像随意侵犯私权利，利用公权力寻租等；法治；二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导致发展活力不强，发展的开放性不广，也抑制了创新。

——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对利益群体分化防控能力弱。一是按要素分配改革配套措施不健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原则。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是市场效率优先规则的必然。二是政府必须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通过相应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二次分配的兼顾公平。但是我们的调控手段少，调控力度小，调控范围窄，调控效果差，调控的实效性和灵活性不够。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机制缺失。发展手段上，表现为一手硬，一手软。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建设，忽略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增长的重要经验。但重经济增长，轻社会民生，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生存状态不佳，社会秩序出现失调，一些隐含的矛盾显性化。经济增长只计具体的生产支出成本，不计生态环境成本，经济增长的外部性被忽略，企业生产的成本尽量社会化。政府在即期利益的驱动下，与企业形成利益链，而抛弃了维护居民社会福利的职责。

——道德诚信教育失误。价值主体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是当前社会的基本特征。传统的强调内省、自律、封闭管理、意识形态至上的思想教育手段、模式和观念证明是失效的。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教育思路，缺乏想象力和创新力。思想教育活动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失去了吸引力和说服力。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失范现象也起到示范作用，被社会群体吸收放大，形成行业性、群体性失信、失德现象。

——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政府越位与缺位现象同时并存，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中介、合作性组织自管、自律不够。基层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基层政权的弱化倾向明显，尤其是经济基础差的地区，缺乏经济支持，对社会的管理控制能力下降；基层民主制度设计不严密，基层操作不规范，“四自”落实不到位，政府政策信号传递衰减和失真；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涉及面宽，协调机制不完善，工作缺口较多，不能达到全社会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