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理性思考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

发布时间：2004-01-10

    经济环境是一个地区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的综合体现，直接制约和决定着一个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经济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省民营经济对促进改革开放、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截止2002年底，全省私营企业达3.6万户，其中注册资金过亿元的42家，1000万元以上270家，500万元以上1798家，从业人员达459万人，民营经济已成为我省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我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比，特别是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总量达61％，我省为41％，私营企业户数在全国排名第20位，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快，水平不高，实力不强。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优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我省未来国民经济获得增长的主要途径

    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三大地区的划分，2002年，东部地区GDP增长率为10.86%，西部地区为9.65%，而中部地区仅为9.43%。地处内陆中部的湖南GDP增速为9%，排名倒数第四，仅超过安徽、云南和新疆。时下，在全国四大空间格局中，东部领跑、西部提速、东北转型，中部地区明显缺乏有效的增长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概念，在日渐激烈的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中趋于沉寂，“中部塌陷”不幸被人们而言中。

    湖南如何解决在西部崛起、东部提升过程中的经济“塌陷”?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样依赖于这三驾马车。问题是哪驾马车是我省的首选?!

    出口。我省在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无论外经、外贸还是外资与沿海发达地区比都有很大差距，尤其在外资方面的差距。目前我省对外开放水平还很低，经济外向度只有5％，若要以开放型经济支撑起湖南的发展尚需假以时日。

    消费。消费水平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湖南是农业大省、经济弱省。农业大而不强，农民增收缓慢；工业小而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加之贫富差距大，基尼系数达到0.45。所以内需不旺，难以启动经济高速增长。

    投资。要加快发展，需要投资拉动，尤其是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早期，更需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湖南CDP总量由原来的第9位跌至目前的第12位，其关键因素是投资少。根据省计委披露的数据，近年来省会长沙变化大，投资是1天1个亿，沿海大部分城市是每天2—3个亿，上海是每天5个亿。然而，我省地处中部地区，既没有东部地区的先发优势，也不具备西部的后发优势，在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突出，能争取到国家的投资有限，而自身经济基础差、底子薄，难以提供有效的社会发展成本。加上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中的“马态效应”，我省已处于投资发展的“盐碱地”。

    改革开放之初，我省经济水平与浙江省相近，到2002年浙省的GDP就超过了10000亿元，是我省的2倍多。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少和国家投入少的省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一多三少”的小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省”，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2／3。相反，由于长期的农业意识，我省立足于农业大省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搞“农业强省”，错过了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现在，加快我省经济发展，积极推进“三化”进程，当务之急必须解决经济发展投入的“瓶颈”制约。结合湖南的实标，借鉴外地的经验，我们认为，激活民间投资，大力发展我省民营经济，是符合现实的选择，是我省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

    二、民营经济茁壮成长的先决条件是优良的人文环境

    我省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差距，根本上来讲，就是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归根结底，是纳税人少了，财富的创造者少了，“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越是发达的国家、发达的地区商人就越多，当老板的人就越多。美国12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外出经商办企业的达160万人，稍有经营能力的人都是老板。我省民营企业发展缓慢，不仅数量少，整体规模也小，因而对GDP的贡献也就低。也许正是这种状况，也一直未能把发展民营经济摆在我省发展的战略地位，在营造和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上也就显得研究不多、着力不够。经济环境的要素很多，涵盖思想文化、法制政策、道德信用、舆论宣传、政务效能、市场化程度等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环境和科学的制度环境，其它的要素都属于这两种环境的衍生品。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先进文化是孕育和谐的人文环境的基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政策推动，树立了具有人性化特征的、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经济发展的主体因素是人，特别是具有文化的人，决定人行为特性的文化是发展的原动力，文化是经济生活的内在灵魂。相应的文化产生相应的行为模式，取得相应的行为效果。美国人讲求独立，强调个性，对未知世界的新奇感和冒险精神使以创新为标志的新经济在美国率先拉开序幕。日本大和民族的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服从观念和认真态度决定了日本企业在标准化制造领域里的成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指出“文化即命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实现发展的动力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发展的桥梁”。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星巴克的咖啡到克莱斯勒与奔驰的合作困境，从迪斯尼的欢乐创造到奥地利的海德尔事件，历久不息的巴以冲突……文化不仅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联系着企业的运作成效，关系着产业的发展，还影响着国际关系，牵涉至政治格局，甚至引发军事斗争。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民营经济发展最早最快，形成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仔细考究这三大模式就会发现它们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更是区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起源于永嘉文化的温州模式，强调经世致用，提出“齐商办、捷商经、固商人、明商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猛；起源于吴文化的苏南模式，注重均衡、集体和等级，苏商主张“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货殖为急、精工细作”，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发展很快；具有典型岭南文化特征的珠江模式，以其特有的近海开放、边缘杂交、内引外接，大量从事“三来一补”。但综合起来说，不管是诱发温州模式的永嘉文化，还是导致苏南模式的吴文化，抑或是促成珠江模式的岭南文化，历史地看，以这些文化为基础成长起来的地域曾都经历过一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受过竞争的检阅与市场经济的洗礼，其文化都带有较浓厚的实业与商贸文化色彩，这种文化也就造就了带有较浓厚的实业与商贸文化色彩的沿海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越来越完善，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这些代表着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转型，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涅槃”后的民营经济让这些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获益匪浅，使这些地区作为我国最为发达地区的地位更加巩固，而改制后的民营经济还将发挥着更大的更长远的功效。

    湖南人杰地灵，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吃苦耐劳、坚毅执着的强勇民风；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传统；敢为天下先、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大义凛然、不怕牺牲的英雄精神。这些构成了内涵丰富的湖湘文化精神，是湖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我们巨大的精神动力。从王船山的“世变、事变、道亦变”到谭嗣同的“世事常新、观念常变”体现了湖湘文化以进为先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具有湖南地方浓郁特色的湖湘文化和永嘉文化、吴文化以及岭南文化都从属于中国儒学范畴，但是不同的背景形成不同区域行为方式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存在差异。湖南是传统的内陆农业大省，与外界的接触机会相对较少，加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未接受商品经济的“洗礼”与市场竞争的“浸淫”，以“官本位”和“内耗”为特征的封建政治文化色彩在湖湘文化的内涵上烙印甚深，而这种文化也就造就了惯于“内耗”与追逐政治的内陆人。这与东南沿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尽管如此，上述人文环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正如我国民营经济的三大模式从创建、发展到紧跟时代的进步从内涵到处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样，经济的发展源于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和文化内涵的更新提升。我们在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应祛除小农思想的劣根性，摈弃落后的小农经济观念。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的农业大国，历来重农轻商、兴农抑商，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商品经济发育迟缓。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左的思潮一直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对待个体私营经济采取打压、围剿的态度，民营经济在逆境中起步，在困境中慢行。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讲“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经商、要赚钱，不是君子。作为传统的内陆农业大省，湖南人受商品经济的“洗礼”程度轻，受市场经济“浸淫”浅显，对如何做好经济工作，怎样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从思想观念到方式方法都较为落后。迫切需要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大力更新观念，推进民经济人文环境的改善。我省以湖湘文化为特征的文明整体上是一种属于以农业和宗法为核心的文明，这种文明正被日益凶猛的全球化浪潮卷入到西方工业文明面前与之交流。湖南人必须克服自身的文化障碍，博采文化众长，兼收并蓄，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去观察世界。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树立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加快经济发展、促进财政增收、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观念，大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文化氛围、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

    三、制度建设是经济环境建设的根本

    良好的制度安排是财富源泉保持旺盛喷涌力的重要条件。当我们具备和谐的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之时，即当人们的价值取向对民营经济形成认同感，对民营经济工作者为社会提供的巨大财富和所做的贡献充满尊重的时候，民营企业家所拥有的合法财产就需要有制度的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就需要有配套的制度支撑，以利于形成企业发展的成长机制，包括产权保护制度、行业准入制度、企业投融资制度等。制度约束人的行为，决定人的激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制度建设的目的，对民营经济发展而言，是为了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私有财产的保护、专利制度的实施、法人制度的应用、复式薄记的推广等一系列的制度建立极大的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和应用速度，促进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迅速成长。所以建立和巩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并且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为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整体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保证。

    建立公正的法制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环境是我们构筑“诚信湖南”的基本要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入世后政府行政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更加法制化、市场化、社会化。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不仅是WTO的要求，也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内在要求。政府传统行政方式的痼疾是政企不分，许多场合政府既是市场规则的提供者，又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且还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与国有企业利益的保护者，既当裁制员又当运动员，政府既严重缺位，又严重错位。因而转变政府职能十分迫切。但政府职能的转换势必涉及一些部门的权利和既得利益。依法治省，依法行政是构筑“诚信湖南”的基础。法律制度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企业有法可依，公平竞争，顺利发展，但它不是单方面的，必须防止政府权力无限大，企业与个人权力极小化，窒息经济活力。

    最近几年来，为加快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各级领导都很重视，也出台了许多好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避重就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党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寻租化”的现象在我省还较为突出。优化经济环境需要制订大量的政策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但一些政府部门学会了以法律法规作为自己的工具来捆绑和规则别人。当然，把别人绑起来，自己的权力就大了。显然，以法律工具来扩大政府的权力既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又与个别部门自身的利益相一致，但牺牲的却是经济发展。谈到优化经济环境，就会想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的“四乱”现象，去掉“乱”字，收费、罚款、检查恰恰是政府行为，是政府履行管理职能的责任所在，没有这些职能是不行的，关键在掌握“度”，过了头就变成“乱”了。在许多法规政策里经常出现“处以几万以上，几十万以下的罚款”的条款，这种弹性条款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掌握政策的是政府行为人，是代表政府行为的公务员。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为避免过多的损失，不管这种损失应不应当承受，总是会尽力避免，办法就是协调与主管部门的关系，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达到逃脱处罚或减轻处罚的目的，也意味着为企业自身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大概“不找市场找市长，不跑市场跑官场”就是这样形成的吧。应该说民营经济发展早期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掌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对公共资源有更大的支配权力，诱得多少经济人为分享到国家的资源不顾一切手段去争取。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格外看重有政府部门官员的关系。有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中，公务员的比例最大。因此，构筑“诚信湖南”应该是双向的，规则既约束企业、约束市场同时也应约束政府，约束政府行为人，换言之不能把法律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法治的实质是政府和经济人都受法律的约束，政府要成为有限的政府，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可谓任重道远。

    随着民营经济不断成长和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确立，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要求越来越迫切。政府的间接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与弥补市场缺陷的基本方式，要使这一方式发挥作用，关键要解决好职能上“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如放松行政性管制、减少行政性审批、打破行业垄断等。通过加强监管、完善社会保障，提供公共服务来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建立广泛履盖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把制度建设放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位置抓紧抓好，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政府管理适应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地自行确立的优惠政策将会逐渐弱化，政府的重心应该始终放在优化经济环境上，一个地方发展经济的浓厚氛围，良好的治安状况、政府优质高效的服务等环境因素必然是企业家投资兴业的乐土。我们相信只要湖南省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将已出台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法规狠抓落实，并制订相关的具有操作性的措施办法，切实优化经济环境，常抓不懈，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必将在三湘大地上充分涌流，“熙熙攘攘”的省内外投资者、国内外企业家在三湘大地上“利来利往”的繁荣景象必将出现。

调研简况

调查时间；2003年8—10月

调查地点：湖南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常德；浙江、上海

课题组负责人：吴金明(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教授、博士)

课题组成员：  陆登科(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秘书长)

刘福全(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办公室主任)

杨  飚(原省财政厅农税处副处长)   

高德文(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处副处长)

邵  昶(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处干部、硕士)

张卫山(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处干部、硕士)

课题组执笔人：高德文  杨  飚